《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汪毅著,四川美术出版社,2019年4月
今年5月10日系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即“花甲重逢”日。为纪念这个历来被中国人格外看重的日子,四川美术出版社近日推出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汪毅的《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一书。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曾誉汪毅为“(张)大千身后知己”“张大千知己”。
该书40万字,分总论、大风堂堂主研究篇、大风堂门人研究篇、大风堂再传弟子研究篇、附录五部分,首次对大风堂艺术进行了相对全景式的论述,整合了大风堂三代的文化价值,系目前第一本以研究张大千为主体兼及张善子、大风堂门人、大风堂再传弟子的著作。
该书解读了“大千学”概念,讨论了张大千研究的一系列方向,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和学术前沿。书中还诠释了“大风堂画派”,并首次将大风堂画派与岭南画派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首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讨论了百年“老字号”大风堂所具有的三代活态传承关系,包括“一源多流”的活态活力流变和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精神意志、跨地域、表现技法、学术创新、学科带头、成果体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大风堂(画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开启申报“非遗”的破冰之旅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即可以弥补中国美术界在这方面的缺失和缺位,从而具有画派建设的重大思考。
汪毅出版的关于大风堂的著作和主编的报纸书籍
光焰万丈长 我心大风扬
(自序)/汪 毅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其盛名家喻户晓,甚至让牙牙学语的稚童亦耳熟能详。一千多年来,对李杜评价的诗词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让我最感动的却是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句,因为这道万丈长的光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骄傲。然而,对于大风堂及其艺术来说,我想借用这两句诗来概括也是贴切不过的。基于此,我便有了心扬大风的足够理由。
大风堂由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创自1925年,迄今近百年,堪称近现代画坛中的“中华老字号”。大风堂代代赓续(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犹如艺苑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翠绿蓝天。从笔者统计的《宣传张大千出版物一览表》悉知:张大千艺术的研究即“大千学”研究,堪称画坛的一部“显学”,甚至不乏国际化趋势。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张大千不仅是大风堂的旗帜性人物,而且是当今画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自然,张大千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对象。
然而,从目前对大风堂艺术的整体研究来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出版界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尽管这个“整体研究”具有相对性,甚至属于“泛概念”范畴。通过数年的努力,本书欲奉献给读者的正是这个相对整体研究的结果,即首次较系统地展示大风堂三代(堂主、门人、再传弟子)的研究成果,想必会引起较为普遍的关注,特别是将张大千置之于大风堂文化背景中的研究以及个案诸多方向的研究。20多年来,我对大风堂的整体性学术研究和推动做有如下努力。
研究方面,一是在《澳华时报》《中国文物报》《中国书画报》《时代周刊》《造型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画学刊》《艺术》《中华文化论坛》、台北《历史文物》、香港《东方美术》等报刊,发表评论张善子、张大千、大风堂门人及再传弟子文章逾百篇。二是出版《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张大千的世界(三卷)》《走近张大千》《张善子的世界》等著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文化论坛》等媒体曾对此有书评数十篇,《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书报》等对此有报道逾百篇。三是主编有《大风堂报》《走近张大千文论集》《张大千的世界研究》《张大千名迹》(与张之先合作)。特别是《张大千的世界研究》,为大陆第一本研究性的文论集,媒体报道近百篇。四是在报纸上刊登介绍大风堂的专版有16个,在《艺术》《四川美术》杂志上辟有介绍张善子、张大千专题。五是2002年以所著《走近张大千》为契机,策划了由四川省文联、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首发暨研讨会,提出了“走近文化名人,实施名人战略”的主张并被媒体关注。六是在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中,率先提出“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两个学术观点。七是系统梳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与唤起中国文艺复兴暨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等资料并撰写成文和形成报告,得到中共成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
汪毅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采访中谈“大千学”与大风堂画派(2005年4月)
推动方面,一是发起并助推张善子墓的维修(已维修)、其纪念馆的建设,甚至建议国家民政部将张善子列入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曾纳入第一轮遴选名单,详见《张善子的世界》一书,九州出版社,2015年)。二是拟编辑《张大千全集》,并协调了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诸关系(遗憾,功亏一篑)。三是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建议比照“《富春山居图》联展”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得到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批示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的具体意见(详见本书《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思考》一文),遗憾因故搁浅。四是出任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片《百年巨匠——张大千》文史顾问,协调在台湾的全部采访,促使中央电视台首次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拍摄并采访周功鑫院长(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一书,九州出版社,2011年)。
除上述之外,1999年,在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我与张大千侄孙张之先编有《张大千名迹》大型画册;2009年,在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0周年时,我著有《张大千的世界(三卷)》,编著有《张大千张善子黄山记游》,编有《张大千的世界研究》,策划了由四川省文联、四川省美协等单位举办的“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张大千的世界(三卷)》《张大千的世界研究》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2019年5月10日,是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即所谓“花甲重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花甲重光”颇具纪念意义,历来被人们格外看重。虽然张大千已驾鹤远去,但他的精神却在天地间永存,他的艺术却在中华文明史中永驻,故他的“花甲重光”便具有时代的特殊意义。由此,在5月10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子里,我想应该再做一件告慰馆主张大千的事,即推出《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一书,对大风堂艺术做一个相对系统的概括,以不负我曾出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的人生经历。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先生在台北逝世,棺葬于梅丘,作伴于“一树一放翁”的陆游和梅妻鹤子的林逋,让梅的精神和意志绽放忽忽已36年。虽然我无缘与张大千谋面,但我的梦里有他,我的思念路上有他,我的心香一炷有他,我的诗和远方有他,我所筑起的文章长城更有他,因为它已成为我生命曲谱中的强音符号之一。有缘的是,从1996年至2016年这20年间,我不断踏上思念路,曾五度走谒摩耶精舍(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祭奠张大千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他生命和艺术的气息(2010年4月,拍摄《百年巨匠——张大千》时,我曾数日徜徉在摩耶精舍,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创下了在两岸报刊发表四篇同题走谒摩耶精舍文章的记录。由此,本书亦有祭悼张大千先生逝世36周年的意义。
《张大千与大风堂艺术》是目前全国第一本较为系统研究大风堂艺术的书,尚未包括我曾为大风堂堂主张善子和张大千、门人、再传弟子写的约200首诗和有关散文。作为对大风堂这个艺术群体的研究,本书虽不敢说厚重,但确有它的价值取向——既可以让我们感慨大风堂艺术现状的精彩,又可以为我们在2025年纪念大风堂诞辰百年时选编《大风堂艺术研究大全》提供一个视角。
本书赶在今年的五月前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缅怀意义。为此,我谨将它化作一炷心香,以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
是为自序。
2019年1月于成都沙河畔
汪毅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议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2011年5月8日,成都)
后 记
本书定位为对大风堂堂主(张善子、张大千)、门人、再传弟子三代的研究,特别是张大千的研究,堪称大风堂艺术研究范畴的一个系统工程。
这个研究是渐进式累积的结果,当然是相对的。其理由非常简单:一方面,大风堂博大精深,研究不可能穷尽,具有“说不完”的内涵。另一方面,大风堂的构成属于“宝塔型”状,即堂主二人,门人120余人,再传弟子5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如果加上第四代,总数会在1000人左右,堪称部队一个“团”的建制,蔚然大观。同时,大风堂门人、再传弟子除数量大之外,还具有地域分布广(海内外均有)、时间跨度长(近百年)、水平参差不齐等的特点,这使研究的难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画派。再一方面,研究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体验,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因为如此,较系统研究大风堂整体艺术者寥寥无几。
本书破例写有两个自序,其中一个是关于本书的,一个是缅怀张大千先生的。除自序之外,本书分总论、大风堂堂主研究、大风堂门人研究、大风堂再传弟子研究、附录五部分。
总论五万言,以“大风迎百年,我心扬大风”为题,分“大风堂开派者:张善子、张大千的光焰”“大风堂传承者:门人的光焰”“大风堂传承者:再传弟子的光焰”三部分,属于概括性的研究,即对百年“老字号”的大风堂艺术进行相对全景式的论述,并讨论了大风堂画派,将它与岭南画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说,总论在大风堂艺术的整体研究方面,尚属唯一。
大风堂堂主张善子、张大千的研究,无疑是全书的主体。特别是对张大千的研究,涉及研究的诸多方向,包括若干海内外学者尚未涉猎的诸如张大千的“情爱世界”“术”“与陆丹林”“与中国文艺复兴”等专论内容。至于专论《千秋正气,一代虎痴》,则对张善子的艺术生涯、虎痴情结、抗战情怀进行了长篇论述,为目前研究张善子最全面的论文。此外的24篇序言、后记、跋,虽称不上严格意义的专论,但却概括了对张大千、张善子研究的相关内容,记录了研究的心路历程,传递了某些特殊的信息,故我将它归类为“泛研究”范畴。
汪毅在张大千先生蜡像前(2010年4月,台湾)
大风堂门人辑录研究8篇文章(有关缅怀性的散文未录),其中有长达近三万字的专论《谢伯子诗文书画研究》。至于有的专文及画册序言,相对对立(事实上不可能千篇一律地讲他们如何传承大风堂艺术的过程),虽达不到专论的高度,但确属于“泛研究”范畴,至少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大风堂门人这个群体(部分)的创作状态、创作特点、时代精神、成果奉献、文化影响等。
大风堂再传弟子的研究计14篇,虽然若干篇什为画册序言,但我以为序言也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研究,只是比较特殊,亦相对独立,属于概括性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表达的难度更高。从中,可以叶落知秋,一睹大风堂再传弟子艺术创作的“秋之美”和“秋之韵”。这对于人们认知大风堂的薪火传承具有一定意义。
至于附录中关于张善子的出版物和张氏昆仲被宣传的出版物(传记、影视、年谱、文献、摄影、印说、评价等),不仅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洋洋大观,而且种类繁多、展示形式多样,估计在中外艺术家中,没有一位可以与张大千相提并论,因仅其传记便达50余种。为方便检索,厘清主客体关系,即有关张善子、张大千的出版物与宣传他们的出版物的两个大类的关系,我做了相对分类,以使统计更具科学性和传递的信息更清晰。这个分类以“一览表”的形式呈现,包括“大风堂编辑、收藏、捐赠作品文献一览表”“张氏昆仲合著作品文献一览表”“张善子出版物一览表”“宣传张大千著作一览表”四部分(至于张大千的各类出版物,达数百种,囿于篇幅未列),而这些资料资料(尤其是研究性的)对于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的学术支撑与学科建设至关重要。鉴于大风堂的出版物和宣传大风堂的出版物具有数量大(计近千种),时间跨度长(自张善子1918年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画册《十二金钗》至2018年出版的《巨擘传世——近现代中国画大家张大千》为止,时间长达100年)的特点,此统计肯定挂一漏万,甚至不可能精确,因为有的呈现本身就是构架的“立交桥”,使分类时具有相对性。对其统计整理,除凭借手中收藏的资料和核查百度之外,还参考了《张大千画册暨文献图录》,谨向吴文隆先生和旧香居致以谢忱。
遵循学术规范,本书正文中的“先生”除作为人称代词使用之外,一律不附加在人名后,特作说明。
书名取《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意在强调张大千在大风堂艺术中的核心地位。从逻辑关系上说,张大千包容于大风堂,即大风堂堂主之一。
除本书的研究文章之外,我还写有若干关于张大千、大风堂门人、再传弟子的散文,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此外,我还为大风堂(堂主、门人、再传弟子)敲诗写韵200首,编纂有《张善子艺术年谱》《何海霞艺术年谱(1935—1949年)》,草拟有《张大千全集(方案)》和《关于将张善子列入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的建议》,等等。鉴于这些文学性文字及艺术年谱史料与“研究”的定位尚存有距离,故未纳入本书。
本书的文章虽发表或出版(详见附录“索引”),但这次做了相关补充和修改,特别是总论《大风迎百年,光焰万丈长》。相信读者从中可以获得大风堂艺术的多元信息,从而走进大风堂艺术深邃,走进中华美术经典,领略中华文明那一片美丽的芳草地。
书的出版得到四川美术出版社汪青青老师的支持,谨致以谢忱。
汪 毅
(注:本文所有图文内容均由汪毅先生提供)
下一篇:陶艺家桑业冒制壶欣赏